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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box.net is _very_ cool



python source code…( I have a special chinese fonts installed… Its name is whacky as it was borrowed from Windows font library…)

speed(0.5)
from AppKit import *

def export(name, extension=".png", compression=0):

    try:
        # Exporting only works from the second run.
        img = _ctx._ns["graphicsView"].image
    except:
        return
    img = img.TIFFRepresentation()
    img = NSBitmapImageRep.imageRepWithData_(img)

    options = None
    if extension == ".gif":
        type = NSGIFFileType
    if extension == ".png":
        type = NSPNGFileType
    if extension == ".jpg":
        type = NSJPEGFileType
#   options = {NSImageCompressionFactor: compression}

    data = img.representationUsingType_properties_(type, options)
    f = open(name+extension, "w")
    f.write(data.bytes())
    f.close()

def setup():
    global str1,str2,str3,str4,str5,str6,str7,str8
    str1 = u"小 不 忍 而 乱 大 谋"
    str2 = u"叶 子 已 黄 花 依 旧"
    str3 = u"妖 娆 总 在 烟 雨 时"
    str4 = u"女 娲 补 天 天 常 漏"
    str5 = u"奇 谈 怪 问 不 绝 口"
    str6 = u"妙 言 恶 语 齐 出 头"
    str7 = u"有 意 无 意 装 天 真"
    str8 = u"趣 事 终 在 人 背 后"

def draw():
  if FRAME > 8:
    fill(0,0,1,0)
    image('8.png',0,0)
#  elif FRAME == 8:

#    pass
  else:
    size(520,400)
    image("gogogirl.tiff",0,0)
#    export(str(FRAME-1), extension=".png", compression=0)
    x=36
    y=40
    translate(80,40)

    font(u"䡡湄楮札䍓ⵆ潮瑳",30)
    fill(0,0,1,1)    

    text(str1, x, HEIGHT-y-FRAME*y)
    fill(0,0,1,FRAME-1)
    text(str2, x, HEIGHT-FRAME*y)
    fill(0,0,1,FRAME-2)
    text(str3, x, HEIGHT+y-FRAME*y)
    fill(0,0,1,FRAME-3)
    text(str4, x, HEIGHT+2*y-FRAME*y)
    fill(0,0,1,FRAME-4)
    text(str5, x, HEIGHT+3*y-FRAME*y)
    fill(0,0,1,FRAME-5)
    text(str6, x, HEIGHT+4*y-FRAME*y)
    fill(0,0,1,FRAME-6)
    text(str7, x, HEIGHT+5*y-FRAME*y)
    fill(0,0,1,FRAME-7)
    text(str8, x, HEIGHT+6*y-FRAME*y)
#   print FRAME
#   print str(FRAME)
    export(str(FRAME), extension=".png", compression=0)

Syndicated 2007-06-03 16:48:22 from AllThingsGO 万物皆空

3 Jun 2007 (updated 4 Jun 2007 at 01:44 UTC) »

hjclub@youtube

Japanese Film ‘Gemini’ trailer:

The Pain in Everyone’s heart


Caveman fantacy

Syndicated 2007-05-29 22:54:59 from AllThingsGO 万物皆空

浅谈里尔克的晚期诗作及其宗教观

一九二二年,里尔克写出了他的《杜伊诺哀歌》与《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两首巨作,这两部作品不仅是德语现代诗歌的一个高峰,而且因其广泛涉及人类存在的种种根源问题,如生死、爱欲、创造和不朽等,而成为在世界诗歌史上亦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之作。 [ source: http://www.lxbook.org/zjzp/german/rilke2.htm]

在霍尔特胡森所写的里尔克传记(三联出版社)中可以看到,里尔克的早年跟一个浮躁功利的文学小青年差不多,是什么迫使他最终作出这么大的蜕变呢?我想后天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内心强烈的孤独感——或是对孤独感的渴求,以及他对万物敏锐的神秘主义思察和阐释,这两点令他不断从凡俗中抽离出来,企向更高的起点。
  经历了俄国与巴黎、萨洛美与罗丹这两个‘第二故土’和两个引领者的影响后,里尔克更一举跃到了成熟。俄罗斯广渺的沉重与苦难、东正教的神秘,应和了里尔克对存在与痛苦的思索。罗丹和塞尚的工作态度令里尔克在艺术形式上更像一个仅为艺术而生的圣徒一样磨练自己,这是后来更高耸的飞跃的必经之途。萨洛美这个奇女子则令他更深的认识母性和爱。他中期的一系列作品中:《时祷集》是心灵上的锻炼;《新诗集》则是技艺上的修习,物的伟大凝聚;再加上小说《布里格随笔》中所作的自我责问、反思之后,他已为未来向巅峰的攀越作好了准备,然后就是‘十年的等待和沉默’(奥登诗云)了。
  来到里尔克伟大的奇迹之年:一九二二年的二月,创造之神一下子完全占据与归属于他的心灵,那个世纪最伟大的诗歌出现了!在那不可思议的巅峰,里尔克的思与诗已浑然一体,甚至超越了诗人本身的能力,这样不是雄伟还有谁堪称雄伟?在《杜伊诺哀歌》与《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之后,他已进入豁然开朗之境,这时作不作诗对他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已归属于他本真的存在的神恩之中。也许后期的里尔克更应被当作一个思想者,而不只是一个诗人来看待。所以我们不应单纯用诗的尺度去衡量他的诗——并以此来指责他的形而上与过度的抽象。
  只是最后他的痛苦的病与死令人费解——他死于被玫瑰刺伤所引致的白血病,这也属于命运的一步吗?是最后的考验?但无论如何,死于玫瑰,虽然痛苦,但却纯粹、独特(里尔克在《时祷集》和此后作品都多次提出‘独特的死’这一概念)、高贵,仿佛暗示了无尽的隐义——和他自己所作的墓志铭吻合了—— ‘玫瑰,纯粹的矛盾,多愿在你合闭的眼睑下睡去。’
  说回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面对一个无法企及的高空,我本应该沉默,因为我的言语无力描述我在阅读中崇高的愉悦和思想的激荡。反覆地潜入字与词交织的底处,强烈的光芒令人感到弱小的灵魂无能承受。上半部中是对爱者、早逝者的冷静省思和歌颂:爱者是否完美呢?否,爱者、早逝者的引领仍在远处。相对于天使,我们盲目可悲;相对于儿童,我们分裂而无法持守自身;我们的命运有如第五哀歌毕加索的江湖艺人,徒然运动、上升和落下,开放虚假的笑。但假如我们真正能在这虚无的运动中通过艺术抵达一瞬即逝的存在之真——在一刹那我们完满了自身,‘真正微笑起来’,那么幸福或会短暂地充盈了生与死。
  我对这十首哀歌的概观:第一首开始对天使的呼喊,就像古代史诗的开头向缪斯的呼唤一样,提出爱者、死者和英雄的命运的融汇对生的启迪。第二首言出我们的欠缺,我们本质上的失落。第三首像是点明爱对于命运的徒劳。第四首有如一个戏剧,呼唤着我们的童年,为什么我们陷于无常中失去了存在的身份与自持?第五首那是我们命运的缩影、凝聚,是否只有充盈于自身的艺术才允诺给我们一个救赎?似乎还不够。在第六首中,灰暗的言语突然灿出光华,是否英雄能揭示我们本真的存在呢?如无花果,迅速地抵达存在的果实——死亡,进而超越了时间持续的制约。
  在后半部分中肯定的力量与否定的力量此起彼伏,交织出赞美与哀悼的光芒。第七首再度沉思爱者,但已完全超脱,呼唤着壮丽的生,因为我们通过诗、艺术,而在内心筑建存在的庙堂。第八首悲叹我们人类的局限,短暂和浮浅得无法凝望死亡和永恒,而动物的存在反而更贴近无限和空旷,向命运交付自身因而自如、无尽。第九首是伟大飞跃、抗争与颂扬!在悲剧之中是什么令我们获得存在的根系和凭证?爱与言说的此岸,通过我们的语言、命名与创造,命运开阔留驻,大地从我们体内升起。到了第十首,我们终于肯定了我们的忧伤和苦难的胜利,在‘哀愁夫人’的引领下,我们学习早亡者,让我们的沉默敞开,在死亡的融汇中赢得了重生的雨水,进入存在深处——不幸从而成为幸运。
  我把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李魁贤(台湾桂冠出版社)和林克(上海三联出版社)的三个译本作了对照阅读。从语言上的感受来说,李魁贤的较为灵动、壮丽;林克的更像是意译,译出来的是他对里尔克诗句的理解,而非原来隐喻、形象的字词,这样使哀歌变得简单平白了,而丧失其深邃所激动的思的魅力。但总体上说译得最好的应是绿原,他是以研究般的准确性来选择字句的。例如第九哀歌的结尾处他译为‘额外的生存’,还注释说明了‘额外’不能译为‘多余 ’,而李魁贤正是把它译成了‘多余’,林克仍是作自己的解释译为‘充盈’,理解尚对,但这样一来就丧失了‘额外’和‘多余’之间微妙的差异中所包含的无数意思了。但绿原也有一个毛病,就是有点喜欢用生僻词。
  在《杜伊诺哀歌》里,里尔克追问的是存在(包含苦难、死亡),而在《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他直接唱颂的是艺术自身。在俄尔甫斯的琴声中万物来临:玫瑰、银莲、独角兽、孩童、泉水……他们来临并倾听,然后在他们各自的诗句中歌唱自身的神圣与充盈。虽然现代工业把这一切吞噬,虽然舞者和歌者死去,但舞和歌——艺术却永恒长存:‘对永恒的大地说:我在奔流。/对迅疾的流水说:我在停留。’一切多么美好,因为艺术把我们召唤,将我们拯救,虽然 ‘苦难未被认识,爱情未被学习,/在死亡中从我们远离的一切亦未露本相’但,‘唯有大地上的歌诗/被尊崇,被颂扬。’他再一次肯定了艺术对存在的拯救意义。
  里尔克的宗教观对他的诗歌创作有巨大影响(其实这句话也可反过来说),当代神学家勒塞的《里尔克的宗教观》对此有深入的探讨,但也有不少误解——一个神学家对一个诗人的误解。勒塞既叹服于里尔克的诗才和深邃神秘的思想,又(不得不?)以一个基督教神学家的身份对里尔克极为异端和‘渎神’的宗教观进行驳斥,这一矛盾显得相当有趣,与之相比,里尔克反而是自立自为、泰然自若。
  首先被勒塞责难的是里尔克的以个体面对神的方式,其实从里尔克服膺的克尔凯戈尔的‘孤独个体论’看来,这是必然且唯一的方式,这才是本真、直接的信仰。其次里尔克对基督的拒斥也一样,在他看来,基督只是通往神的无数个路标的其中之一个而已,不应就把他作为神的全部而隔绝了我们内心中本有的与神的通道。再说到对此岸的重视,里尔克把对彼岸的梦想和渴求拉回到我们现世的生存上,因此显得比基督教更清楚对人之爱的本质,因而也更与关注人的神亲近。
  勒塞指责里尔克不懂得基督教的本质,是的,但他懂得神的本质。在《时祷集》中他开始提出的‘建设上帝’的想法,难道不令在这个贫乏时代、空无时代的人们学会等待和忍耐,学会让神在自身中诞生吗?勒塞又指责里尔克对神的吟唱令神平凡、低贱到物的身上,但我们不可以说是里尔克令物上升到神的境地吗?对贫穷和低微的万物的珍重,对神像邻居、朋友一样称呼交谈,这令我们感到神正是处在我们之中、我们的深处,而不是高高在上,高得近乎空无(再加上教会的阻挡和架空令其丧失身份)的一个名称。而在后来他歌唱的那个黑暗无名的上帝,也是在呼唤我们深处的一个无以言说的神秘——祂暗暗地撼动我们、吸引我们、改变我们,有如命运。
  里尔克的肯定与否定交错回环的神学(假如他真有神学的话)是一个更关切此岸的诗性的神学,他在此岸呼唤神圣——其实我想说:在这个无神的时代,艺术、诗(广义的)是救渡我们的唯一一个神,这就是里尔克在其一生的力作《杜伊诺哀歌》与《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中所暗示和唱颂的。
  最后谈到死亡,勒塞竟认为里尔克‘从一元论的立场出发使死亡变得无害而肤浅’,恰恰相反,里尔克正是从生死同一的把握来使死亡深邃而具有了不止是终结或是轮回的简单意义,使死亡成为生的构成,孕育着更广阔更亲近‘神’的血液。勒塞指里尔克是本体论神秘主义者,努力于可见物向不可见物的转化 ——对了,这种转化正是每个艺术创造者的所欲所为,在他们的歌唱中,短暂者得以与神照面,永恒地存留。但把里尔克定义为神学家、神秘主义者都是不对的,他只是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在真理之邻歌唱从而获得了自身。

廖伟棠

选自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原出处 《纯文学》期刊二○○○年

Syndicated 2007-05-01 04:12:32 from AllThingsGO 万物皆空

《林斤澜说》述说高晓声的爱与痛

人物名片

高晓声(1928———1999年),江苏武进人。50年代开始创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委员和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出国》等被视为是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已出版《李顺大造屋》、《觅》、《新娘没有来》等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青天在上》等。

当代著名作家林斤澜与汪曾祺一起被称为“文坛双璧”。他讲述的文坛往事,于谈笑间蕴藏泪水,生动感人又富于意趣。

听不懂他的话,就琢磨他的表情

我见到高晓声是在1983年11月。那时温州《文学青年》当红,发行量超十万,另有函授者几十万。于是隔年请名家讲课,林斤澜、高晓声偕夫人过来的那年,讲课地点在雪山,依山而建的一个会议室。

我刚刚大专毕业,写了一篇散文,让林斤澜过目,不料林斤澜附信推荐给《北京文学》。到温州后,他又把这一篇给了《文学青年》,顺便说,叫作者过来参加活动。我当时在乡下教书,穿一身白西装,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听众两百来人,来自全国。

林斤澜讲课,我记得是讲鲁迅的小说。“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的林斤澜,从前演过戏、教过书,这回又非敷衍,听众得宝一般兴奋。

高晓声一来,糟糕极了,黑脸龅牙,肩膀一高一低,完完全全是个农民。有人说:“他的脑袋是厚度有余,宽度不足,活像一个神奇的魔方。”不料,他开头一段话又竟是这样:“哈哈,来了那么多人……很有文学热情……我看将来真成为作家的也就一两个人……”

他努力说普通话,可苏南土话明显占优势,后来看到朱苏进有这样的话:高晓声说一口非常难懂的江苏武进话,听不懂他的话,就琢磨他的表情,看他的手势。猜歪了思想,常会带来意外效果。

高晓声怎么会这样说话呢?这不是打击大家献身文学的积极性吗?因为这个开头,我就不怎么听他了,虽然当时他的名气在林斤澜之上,他说了些什么,至今我不曾记得。现在想来,当年文学青年如过江之鲫,实不正常。他的话没错。

一两天之后拍集体照我又见到了他。五六个作家坐在前排当中,林斤澜夫人坐在林斤澜身边,高晓声夫人挨着高晓声。忽然,我听得高晓声一声大嚷:“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你懂文学吗?”他夫人烫着了一般站起来,离开远远的。

我亲眼所见的高晓声就这么一点内容。

当“罪魁祸首”,他不反驳

话说当年的“探求者”一案,最为倒霉的就是高晓声。当年审查,一定找个首犯,分个主次,开始“探求者”都自己扛着,结果还是把高晓声推出来。旁的人保住公职,给一只饭碗,高晓声被开除,送回老家农村。这实在有些不公平。

陈椿年在《关于“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一文中说,1956年10月底第四期“文学讲习所”开学,开学不久,中宣部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议题是执行“双百”,陈椿年列席旁听。冯雪峰和周扬在会上争论,争论以后周扬作总结发言,明确提出了“同人刊物也可以办”,并说这是为了有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陈椿年喜不自禁,立即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在南京的朋友高晓声和叶至诚。

后来操办起来,地点都在叶至诚家,叶的地位又最高。虽然高晓声写了“启事”,但是陆文夫起草的“章程”。今天看起来,高晓声“情节”较轻,可是,被当做罪魁祸首,高晓声竟不吭气、不反驳,他冷静考虑着自己将走的路。

陆文夫说:在批判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时,高晓声突然失踪了。众人紧张,怕他去跳崖或投江。那时候,南京的燕子矶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愿偷生者的归宿。叶至诚很了解高晓声,叫大家不必紧张,高晓声是不会自杀的。果然,过了几天高晓声回来了,负责审查《探求者》的人厉声责问:

“你到哪里去了﹖”“回家。”“回家做什么﹖”“结婚。”

此种对话几乎是喜剧式的,可是高晓声的永远的悲剧便由此而产生。

含泪写生活

高晓声那时有一位恋人,姓刘,瘦弱而文静。两人是同学,相恋多年但未结婚,其原因是女方有肺病,高晓声也有肺病,不宜结婚。此时大难降临,高晓声便以闪电的方式把关系确定下来,以期患难与共企图在被世界排斥之后还有一个窝巢。

高晓声新婚的妻子辞掉了工作,到了高晓声的身边。谁知道那位姓刘的女士红颜薄命,大概不到一年便因肺病不治而死。高晓声心中最后的一点亮光熄灭了,他的灵魂失去了依附,失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停泊的港湾、可以夜栖的鸟窝。高晓声自己的肺病也日益严重了,幸亏当时苏州一位朋友帮助,进苏州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拿掉了三根肋骨,切除了部分肺,苟得活命,凄凄惨惨。

那正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年代,他以为家乡的沃土总能养活归来的游子。但大饥荒来了往往亲子不认。高晓声不得不想尽办法疗饥驱饿。三根肋骨没有了,重活不能做,便捞鱼摸虾,编箩筐,做小买卖…… 他的双手当年因为编箩筐,皮硬得很少有弄破手的时候。他怎么育蘑菇和挖沼气池,这些事后来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有种幽默是含着眼泪的微笑,读者看到了微笑,作者强忍着泪水。

对高晓声离开南京,林斤澜说:“土有土性子,高的性子也高,索性断绝一切往来。”就是说,二十一年,与文艺界以及“探求者”不再保留一丝关系!

“整个儿是条苦瓜”

林斤澜说:“在‘探求者’冤案中,最冤的是高晓声,他被打入生活的最底层。正因为被打入生活的最底层,他的婚姻显得最惨。叶兆言说他‘聪明过人,料事如神’,我看他的命运偏偏是‘聪明过人,料事正相反’。”

林斤澜同我的交谈中,反复强调高晓声两个“最”,即“冤案最冤,婚姻最惨”,也即所谓“整个儿是条苦瓜”吧。

林斤澜说:“第一个妻子之死,给高晓声打击很大。但他不能不再婚,别的不说,在农村,高晓声作为父亲的独子,也得再婚。”

不久,篾匠高晓声来到一个村庄,在一个寡妇家里做活。寡妇不识字,有两个女儿,高晓声右派,又是个半残疾人,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生活在一起了。“高晓声对两个女儿很好,就是后来闹离婚,也对两个女儿很好。”林斤澜说。很快,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于是,插秧割麦,整畦施肥,蛙声里捕鱼,月光下采桑,日子歌唱一般流走二十多年。

但是,“高晓声有一件事情非常特别,”林斤澜说,“这是他妻子和我说的:他在楼阁上安一个佛龛,这个佛龛干什么呢?供他的前妻!妻子怎么说怎么吵都没有办法,高晓声初一十五总要上去点几炷香,下来时脸色严峻,仿佛身在异处。”

这是现实主义里的浪漫主义。

1983年11月,高晓声夫妇来温,是林斤澜的主意。林斤澜对高晓声说:“我们都带妻子。”林斤澜对我说,他已见出高晓声夫妇婚姻的前景不妙。他很同情高晓声的妻子。高晓声声名日隆,可妻子纯粹是个农村妇女。你要离婚,人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不是所有的悲剧都能变成喜剧,失去不能都得以找回,创伤不能都得以修补。林斤澜向往着在温州的山水里、笑声里,让高晓声夫妇重新携手,走好下面的半生。

高晓声哪里听林斤澜的!林斤澜透露,高晓声的妻子文盲不说,也不是一个温文尔雅温柔的人。

在温州,林斤澜对高晓声的妻子说:“晓声有肺病,可是喝的是慢酒,又多,这不好,你要劝劝他。”不想高晓声的妻子回答说:“只管喝吧,喝死了当算!”

她还对林斤澜说了丈夫要离婚的事,说:“我们两个,总有一个死。他要离婚,我只有死!”说这个话时,高晓声在身旁,先是默然,而后忍俊不禁。

几年之后,林斤澜听高晓声说:“我离婚了。”

高晓声的妻子没有死,反而她又很快地结婚,且男方比她还小了几岁!

林斤澜说这个事时,嘴张得很大,“哈哈,哈哈……你看,你看!”神情表示一万个意外,好像高晓声妻子把地球也同时吞下了。

家破了。

林斤澜说,原来,他要儿子做一个大作家,鲁迅那样的,倘若没有法子,那就像他那样的。退一百步,他第一,儿子第二也可。这个事情复杂极了,不是高晓声一个人说了算的,物极必反,他的儿子并不怎么听父亲的,显得毫无艺术天赋的样子。儿子越教越笨,高晓声越看越难受。一天大哭,宣布与儿子脱离关系。后来,高晓声的确是同儿子断绝了关系。临终时候,高晓声竟然拒绝让儿子踏进他的病房里来!

“找爱找得好苦”

与妻子离异后的岁月里,高晓声奇遇更多,美梦更大。他念念不忘那位早逝的妻子,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就是写他和这个女子的故事。

林斤澜说,十多年时间,高晓声的爱情故事密密的。发生爱情故事,高晓声常常咂着嘴通报给林斤澜。最初在1984年,是一个研究生,这时“农民”高晓声56岁,春风涤胸。最后是贵州一个大学教师,高晓声对林斤澜说,这个女人很可爱,就是不能结婚,她有妇女病。这个故事我略微知道一些,高晓声对这个女人的确很爱。

1999年5月,高晓声一次给林斤澜打电话,要林马上写一篇评论捧他,而且马上发出。对此,林摸不着头脑,问:“嘿,你要做什么?”

高只说:“这个……哈……再说再说……”再一次要林给温州方面打个招呼,他将带女朋友到雁山瓯水来“白相白相”。林斤澜说“雅兴雅兴”,便把这光荣任务交给了我。

我便给高晓声去了电话,表示欢迎,问他行程,他说还不能定下来。聊了一回,我便说倘有散文随笔短稿,请支持《温州晚报》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他说:“我有,我有一篇。”他寄给我的这一篇,叫《创造美丽》,我联想相貌难以讴歌的高晓声,这篇短文怎么看都像高明的情书,或情书的附件。

林斤澜后来写的评论,题目叫:《〈寻觅清白〉中的寻觅》。我问林斤澜:“他的名气不小,要你立即写一篇东西捧他,他有什么企图呢?”

林斤澜说:“真是不明究竟。”我说:“他跟你都闪烁其词,我看和爱情有关,别的不好解释。”

林斤澜说:“可能就是这样。”

“不能结婚”,高晓声还要爱得死去活来。可见,高晓声纯粹是在寻觅、建立精神的伊甸园。林斤澜后来的叙述,使我对高晓声的“爱”抱着同情甚至是怜悯的态度。高晓声找爱找得好苦,比“李顺大造屋”艰难多了。激动和孤独总是轮流陪伴着他,他的脾气越发地坏了。

1999年6月初,我又给高晓声打电话,问来温的具体时间。他定在暑假时候。他那个在贵州当老师的女朋友只有暑假才有空。可是,这时的高晓声离死神已经很近。孤身而孤独,孤独而孤僻,身体每况愈下。在南京,他很快就被人送到了医院里。住了几天,病情不见明显变化。高晓声要求从南京转到无锡。大家很不明白。但林斤澜明白,陆文夫明白:高晓声早逝的爱妻就是无锡人!啊,他要做个无锡鬼!

《李顺大造屋》发表前后

1978年,高晓声忽然出现在南京。他“形迹可疑转悠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叶兆言语)。显然,这机灵鬼是在探摸政治气候和文学行情。很快,高晓声再次出现在南京,这回,拿来了两篇文章:《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

叶兆言说:“《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口罗嗦。高晓声问什么地方口罗嗦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掉了。”

我想,为什么高晓声“脸上有些挂不住”呢?有可能是面子问题,更大可能是不以为然。

陆文夫对《李顺大造屋》还有这样的回忆: “《李顺大造屋》写的是一个农民想造房子,结果是折腾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造得起来。他不回避现实,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况。不过,此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当时想发表是相当困难的。我出于两种情况的考虑,提出意见要他修改结尾。我说,上天有好生之德,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吧,造了几十年还没有造成,看了使人难受。另外,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发表也可能会容易些。后来方之和叶至诚看了小说,也同意我的意见。高晓声同意改了,但那尾巴也不太光明,李顺大是行了贿以后才把房子造起来的。”

陆文夫从现实而不是从文学出发,高晓声的修改也是被迫的,但显得智慧。

他打响了。他红了好几年。政府先后给了他两套房子。大女儿安排了工作。买煤球有时都动用小轿车。他还有钱了。

他出国,更到全国开“笔会”,喝酒,游山玩水。

林斤澜说,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新时期炸响的文学引线在哪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好处是什么。时代要反思,不能再让人民受苦受难了,高晓声抓住了农民最关切的两个问题:吃和住。《李顺大造屋》是说盖房子难,《“漏斗户”主》说人总是吃不饱。其后的“陈奂生系列”(《“漏斗户”主》主人公也是陈奂生)也准确抓住了时代脉搏。高晓声的名字闪亮在文学星空,掌声如潮。

林斤澜还认为,高晓声1992年以后“放松”小说写作,转写散文以抒情,是文学上的又一阶段。“这一阶段文学界不能忽视,如‘钓鱼’一组,挥发性灵,很美,是文学精品。”

摘编自《林斤澜说》 程绍国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Syndicated 2007-04-25 17:12:27 from AllThingsGO 万物皆空

Being and Nothingness

Being and Nothingness.
ELIZABETH COSTELLO. By J.M. Coetzee. Viking. 233 pp. $21.95.

Being and Nothingness.

by John Banville

ELIZABETH COSTELLO. By J.M. Coetzee. Viking. 233 pp. $21.95.

John Coetzee’s new book reads like a suicide note. His alter ego, Elizabeth Costello, is a writer at the end of her tether–indeed, at the end of her life, if we are to take a closing fantasy sequence, uncomfortably, even embarrassingly Kafkaesque, as a record of her transition to “the far bank,” as the book’s opening sentence has it. She is an Australian, aged 66, and has produced “nine novels, two books of poems, a book on bird life, and a body of journalism.” She lived in Europe for some years in the 1950s and ’60s, has been married twice and has two children, one from each marriage. Her reputation rests on her novel The House on Eccles Street, published in 1969, which has Marion Bloom, nee Tweedy, the Molly Bloom of Ulysses, as its heroine.

We have met Elizabeth Costello before, in Coetzee’s odd little book The Lives of Animals, based on the Tanner Lectures delivered by the autho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1997-98. Coetzee’s two brief fictions in that book–as is apparent, it is hard to know how exactly to designate these late works; they are certainly not novels in any recognizable sense–revolve around two lectures, set in scant fictional frames, given by Elizabeth Costello at Appleton College in New England, an academic occasion that Amy Gutmann,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Center for Human Values at Princeton, notes in her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is “disconcertingly like the Tanner Lectures.” The message Elizabeth has brought to the school is that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 is analogous to, indeed, is as bad as, the murder by the Nazis of millions of Jews, Gypsies, homosexuals and the mentally retarded in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the Holocaust. Coetzee’s/Elizabeth’s lectures/essays/fictions are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responses, labeled “Reflections,” from four distinguished academics, including Peter Singer, author of Animal Liberation.

The lectures from The Lives of Animals–”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Animals” and “The Poets and the Animals”–are incorporated into Elizabeth Costello, where they are the third and fourth of the eight “Lessons” that together with a brief postscript make up the new book. Yes, I know this is confusing; confusion would seem to be Coetzee’s aim.

Despite their didactic cast, one assumes these “Lessons” are to be received not as in a schoolroom but as in a religious service. Their topics are various, including “The Novel in Africa,” “Eros” and “The Problem of Evil”–Coetzee has never been one to shy away from the great questions. The tone throughout is of barely contained desperation, not to say despair. Elizabeth Costello is in trouble, and her troubles are not to be talked, or lectured, away.

John Coetzee, who now lives in Australia, was born in Cape Town in 1940, and spent some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as an academic computer scientist and linguist; he did groundbreaking studies of the writings of Samuel Beckett, and it shows. As a writer he is a remarkable phenomenon, an austere, misanthropic and uncompromising intellectual whose books are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s. He has received pretty well every literary award going, including the Jerusalem Prize, the Prix Etranger Femina, the Booker, twice, and the South African CNA Prize, thrice; and this year’s Nobel Prize. Like Elizabeth Costello, he has written nine novels, if one allows The Lives of Animals to be called a novel, and is best known for the dreamlike fabl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and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His fictional masterpiece is Age of Iron, a Beckettian study of a woman coming to the end of her lif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the collapse of apartheid. His most recent novel, Disgrace, which won him that second Booker Prize, is a fierce, bleak study of an academic and teacher whose life collapses under a charge of sexual harassment; the book deals with many, too many, large themes such as race relations, feminism, the decay of the university and, again, humankind’s treatment of animals.

Although Disgrace was not the most artistically finished of his novels, it had an air of finality to it, the sense of an author ready to abandon the struggle with the intractabilities of the novel form, of a man tormented by and disgusted with the moral ambiguousness of fiction. After Disgrace he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a second volume of a sort of autobiography, Youth. In Elizabeth Costello, the novelist’s disgust and torment have subsided into irritation. Here is the opening paragraph of Lesson 1, titled, ominously, “Realism”:

There is first of all the problem of the opening, namely,
how to get us from where we are, which is, as yet, nowhere,
to the far bank. It is a simple bridging problem, a problem
of knocking together a bridge. People solve such problems
every day. They solve them, and having solved them push on.

It is as if this fabulously successful author–successful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at least–had in his 60s regressed to his earliest apprentice days, when simply getting a character into a room smoothly and convincingly was a major problem of linguistic logistics. The suggestion of a lip curled at those “People” who merely “solve such problems,” however, bespeaks a writer not at the beginning, but the end. The particular room into which Elizabeth Costello is maneuvered is in a hotel in Williamstown, Pennsylvania, where she has come to receive the Stowe Award, “made biennially to a major world writer” by Altona College. It is a curious mark of both The Lives of Animals and Elizabeth Costello that despite, or perhaps because of, the author’s seeming disdain for the trappings of fiction, they have a highly burnished patina of realism–or “Realism.” Elizabeth is accompanied by her son John, whom we also met in The Lives of Animals; he is a teacher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and as such a sort of foil to his artist mother, toward whom he maintains an attitude of somewhat skeptical admiration. In his previous outing he was mired in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this time he is footloose if not exactly fancy-free, although he does manage to get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with the enigmatically suggestive name of Moebius, one of the Stowe Award jurors, into bed. He has accompanied his mother to Pennsylvania “out of love. He cannot imagine her getting through this trial without him at her side,” yet he is uncomfortably aware that he is becoming something like her trainer. “He thinks of her as a seal, an old, tired circus seal. One more time she must heave herself up on to the tub, one more time show that she can balance the ball on her nose. Up to him to coax her, put heart in her, get her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On this occasion, Elizabeth’s performance is her acceptance speech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towe Award. The subject she has chosen is “What is Realism?” She begins by adducing Kafka’s story “Report to an Academy,” in which an ape in evening dress delivers an address to a board of scholars. In one of her lectures in The Lives of Animals she used the same story to bolster her charges against mankind for its treatment of other creatures, but here she is addressing a purely artistic aspect of Kafka’s fable, which is that since it is a monologue, we have no way of knowing whether Red Peter “really” is an ape, “or a human being presenting himself, with heavy irony, for rhetorical purposes, as an ape.” In fact, “we don’t know and will never know, with certainty,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in this story…. There used to be a time when we knew,” when what happened in fiction seemed to us as real as what happened in life.

But all that has ended. The word-mirror is broken, irreparably,
it seems…. The words on the page will no longer stand
up and be counted, each proclaiming “I mean what I mean!”
The dictionary that used to stand beside the Bible and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above the fireplace, where in pious
Roman homes the household gods were kept, has become just one
code book among many.

At the end of Elizabeth’s speech, a young woman, an Altona student, tries to ask a question–a hostile one, surely–but she is silenced by the dean. We naturally expect that this young woman will at some point get to issue her challenge to Elizabeth, but in one of a number of puzzlingly untied loose ends in the book, she is not heard from again. Is this missed, or ducked, opportunity the result of an authorial lapse of interest, or is Coetzee ironically supporting Elizabeth’s contention that “we don’t know and will never know”? We will never know. For a woman who purports to hate travel, Elizabeth Costello does get about. In Lesson 2, “The Novel in Africa,” she is on a luxury cruise from New Zealand to Cape Town via Antarctica. She has been hired by the cruise line to be a sort of writer-in-residence on the trip, delivering to the leisured passengers a short and undemanding course on the contemporary novel. Her fellow lecturer is a Nigerian novelist, Emmanuel Egudu, whose voice fills the bulk of the chapter. Egudu’s lesson is that the African novel, being primarily an oral form, is “a critique of the Western novel, which has gone so far down the road of disembodiment–think of Henry James, think of Marcel Proust–that the appropriate way and indeed the only way in which to absorb it is in silence and in solitude.” Once again, it is hard to know where Coetzee’s sympathies, if he has sympathies, lie, whether with the cheerfully dismissive Egudu, or the resentfully disagreeing Elizabeth–”If we were alone, she thinks, I would slap him”–and our difficulties in deciding are only added to by the O. Henryish twist in the tail of the encounter, one of the very few nods the book makes in the direction of traditional storytelling.

The two longish Lessons from The Lives of Animals that make up the heart of the book separate the largely literary themes of the opening sections from the moral and eschatological concerns of the closing ones. The bleakness of the central passages–they end with Elizabeth weeping for the fate of the animals and her son taking the old woman in his arms and offering her the only consolation he can: “There, there,” he whispers. “It will soon be over”–is not lightened by Lesson 5, “The Humanities in Africa,” in which Elizabeth visits her sister Blanche, now a nun known as Sister Brigid, who is not only administrator of a hospital in rural Zululand but the bestselling author of Living for Hope, a book about the work she has been doing among children born infected with AIDS. The sisters argue about religion, and the failure, as Blanche/Brigid sees it, of the efforts of the likes of Winckelmann, Goethe and Nietzsche to reinstitute the values of classical Greece as an antidote to Christianity. At the end of their reunion Elizabeth is seemingly vanquished by her sister’s vehement fundamentalism, but on her return home to Melbourne she writes a letter to Blanche recounting how when she was younger she had comforted a dying old man by displaying herself to him naked, and more; it is an affirmation of the pagan worship of the body and, by extension, of our humanness. The humanities, which Sister Brigid despises, “teach us humanity,” Elizabeth writes. “After the centuries-long Christian night, the humanities give us back our beauty, our human beauty.”

Lesson 6, “The Problem of Evil,” is the oddest thing in the book. This time Elizabeth is speaking at a conference in Amsterdam. Having been accused of anti-Semitism because of her comparison between abattoirs and the gas ovens of the Holocaust, she is naturally touchy on the subject of evil. She has been reading a novel based on the July Plot to assassinate Hitler, in which the author, Paul West, has written a lengthy description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plotters that is so vivid and so horrifying that she is convinced the author would necessarily have become infected by the very evil he was writing about. She makes this the basis of her address to the conference, only to find to her dismay that Paul West is to be a fellow speaker. Before delivering her talk, she approaches West and tells him what she is about to do. West, however, bafflingly, gives no response, does not even look at her. Is Coetzee writing direct from experience here? West exists, as does his novel, The Very Rich Hours of Count von Stuaffenberg; perhaps the two writers did have an encounter at a literary conference somewhere? Coetzee ends the Lesson in a typically gnomic and teasing fashion:

There ought to be … some way of rounding off the morning and
giving it shape and meaning: some confrontation leading to
some final word. There ought to be an arrangement such that
she bumps into someone in the corridor, perhaps Paul West
himself; something should pass between them, sudden as lightning,
that will illuminate the landscape for her, even if
afterwards it returns to its native darkness. But the corridor,
it seems, is empty.

Lesson 7, “Eros,” the shortest of the eight, is also the most beautiful, a luminous meditation on 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gods. In the final Lesson, “At the Gate,” Elizabeth is becalmed in a mysterious place halfway between life and death, where she is required to account for herself as a woman and as an artist. Here Coetzee, through a surprisingly clumsy and even banal conceit, subjects his chosen profession–if art is a profession–to the most unsparing scrutiny, asking in essence if a novelist can claim a special position outside the run of “ordinary” life, “ordinary” emotions, “ordinary” beliefs. A partial answer comes when the judges hearing Elizabeth’s case “abandon all dignity and howl with laughter.” This is a curious, and curiously unsatisfactory, book that nevertheless, and despite its faults, resonates in the mind long after it has been put aside. Coetzee is addressing the predicament of the artist in the post-Modern–not the postmodern–age, when all certainties seem to have gone, when the word-mirror is in pieces. That predicament was addressed a full century ago, succinctly and brilliantly, in Hugo von Hofmannsthal’s Ein Brief (The Letter of Lord Chandos), one of the key Modernist documents, in which Chandos addresses his friend Francis Bacon, telling him of the crisis of language that he has undergone–”My case, in short, is this: I have utterly lost my ability to think or speak coherently about anything at all”–and that henceforth he will write nothing more, but will give himself up entirely to the wordless life of nature. Coetzee closes his book with another fictional letter to Francis Bacon, this one from Lady Chandos, who begs Bacon to save her and her husband from Chandos’s crippling obsession with the numinous as manifest in the world of mute objects. “Tell him the time is not yet come, the time of the giants, the time of the angels. Tell him we are still in the time of fleas.” Despite the passion of Lady Chandos’s plea, it is a cold and bitter ending to a singularly comfortless book. Having finished it, one wants to turn back in hopes of an encounter that will give shape and meaning to the journey we have made. But the corridor, it seems, is empty.

John Banville is the author, most recently, of Shroud (Knopf), a novel. His new book, Prague Pictures: Portraits of a City, will be published by Bloomsbury next spring.

Syndicated 2007-04-23 20:40:30 from AllThingsGO 万物皆空

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余英时得奖演说. zt: bjzc.org

能够成为2006年“克鲁吉奖”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觉荣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
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奖的主要理由,是要透过我彰显中国文化传统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
知识史;前者系我终身学术追求的一个学科,后者系我选择专精的领域。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
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
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
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学教育,并前往我现已归化的国家-美国
继续攻读研究所

中国“道”概念反映现实世界

这些年来随着知识领域逐渐开阔,我才认清要清楚认识中国文化,必须知道它独特的传
统.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公元前551年至479年),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
关键年代-西方称之为“转轴时代”。根据学者的观察,好几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包括中国、
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在这段期间都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其产生形式不
是哲学论辩,就是后神话宗教想像,或者如同在中国的情形,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
而成的共识.这种觉醒导致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产生区隔。对超现实世界的新视野提供有
思想的个人,不管他们是哲学家、先知或圣贤,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
这就是一般所知的“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但其精确形式、经验内容和历史进程则每种文
化各不相同。这种超越的原创性在于它对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响力。

在孔夫子时代,中国的原创超越系以“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出现,道是相对于现实世
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但这个中国超现实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时就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这点与转轴时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图认为有个看不到的永恒世
界,现实世界祇是这个永恒世界的拷贝,但早期中国哲学绝未提到这种概念。基督教文化把
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为二,但中国宗教传统也没有这种清楚的划分。早期佛教文化极端
否定现实世界,将其视为虚无,中国的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观点.

认识中国文化须靠比较观点

相对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但“道”的观念也是由
转轴时代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庄子所共享。他们一致认为,“道”隐而不
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
中实践“道”。转轴时代创生的概念影响力日渐深远,特别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观念,几
世纪来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这点看来,要说“道”与历史组成中国文明的内在与外
在也不为过.在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
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
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16世纪
之后的西方文化。20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国对西方的诸多问题;如果
缺乏比较观点,祇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中国改朝换代与历史延续性

我对中国知识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盖古代乃至20世纪,而我的第二个轴线始终
把重点放在改朝换代之际.和其他文明比较起来,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延
续性与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携手并进.因此我为自己设定两个研究目标,其一是辨识
中国历史上知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其二是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是否有其独一
无二的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往往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
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
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
历史发展阶段。在20世纪前半,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
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1949年之后,这个断代方式被马克斯-史达林主义者鼓吹的五阶段
演化史取代,后者在今日的中国仍被奉为正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
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阐述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

敝人深信,祇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
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

四○年代开始思索中西的对抗

接下来容我转到另一个问题:作为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中国与西方如何在历史的脉络
下对抗?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0年代晚期,当时中国对抗西方这个大问
题笼罩了整个中国知识界,从此时时萦绕在我心头.因为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且不时出
入于中、西两个文化之间,这个问题对我已经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经过初期的心理调适,
我早已对美国生活方式乐在其中,但同时仍保留我的中国文化认同。然而关于中国文化如何
与西方核心价值相容,最好途径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中去寻找。

中国与近代西方初遇是在16世纪末期,当时耶稣会教士来到东亚传教,其中对文化敏感
的利玛窦很快就发现,中国的宗教气氛是非常容忍的,儒、释、道基本上被视为一体的,就
是在这种宗教容忍的精神下,利玛窦才得以使当时许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认为
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这样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国基督教徒宣扬一种基督教与儒家的
合成体,等于让中国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进去。 19世纪晚期,一些心胸同样开明的儒家热
心接受在西方当道的价值和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个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
人权。当他们之中有人前往欧洲与美国,并停留足够时间去做第一手观察时,一致深感佩服,
而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理想与制度。

儒家思想尊重人类尊严

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两个对立的儒学派,一是现代儒学(或称新儒学、当代新儒
学),一是传统儒学,两个学派都鼓吹民主,并对早期儒家经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
开有系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显然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价值系统的相容性
视为理所当然。

最后我对“人权”要说几句话。“人权”和“民主”一样,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词,原本
不存在于传统的中国儒家论述。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人权”这个观念正如1948年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我们也大可
宣称,虽无西方的术语,儒家思想已有“人权”的概念。在《论语》、《孟子》和其他儒家
经典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遍人道和尊重人类尊严。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纪,帝王谕旨
中就已引述儒家对人类尊严的观念作为禁止买卖或杀戮奴隶的理由。在这两份年代分别为公
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谕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儒家从未接受奴
隶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义之赐,晚清的儒学者才会欣然领会西方有关人权的
理论和做法。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
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
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Syndicated 2007-04-20 02:43:33 from AllThingsGO 万物皆空

评《茹嫣》(上)

评《茹嫣》(上)
——茹嫣是个什么样的人?
武振荣
source: 新海川

1、 一个在文学解禁中明明亮亮走出来的女人:

作家胡发云先 生《茹嫣》一书的发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个人认为,它不仅仅关乎文学的事,而且可以说也关系着某些与文学毗连的社会事物禁忌之解除。因此,我读了这一 本书后,产生了一些感想,就想着有必要把它写下来。首先,这本书写作了走出官方形态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一群人物——“青马”,而茹嫣就生活在这个圈子散后 留下的人物当中;其次,这本书在文学禁忌的问题上着手,写了“非典”时期中国人的恐怖,并且从对疾病的恐惧,写出了“民族的恐惧”,撞了政治的“高压 线”,勇敢地进入了“政治生态环境”领域的探索;最后,它突破了在中国统治了近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主流创作模式,抛弃了那种陈腐的旧文学思想,在走自己的文 学之路时,不知不觉的、创造性地归回到18世纪中国伟大文学传统中去了。

因此,在我这个文学评论家的外行人的眼睛中,就可用以上的几点对 《茹嫣》做出一种非常肯定的评价。说实在的,我在读到这一本小说时,好象感觉不到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特别是西方小说)的区别。小说就是小说,而小说中的 人,好象是自由的人,如果说他(她)们也不自由的话,那么,费尔南多-佩索阿在他不朽的小说《惶然录》中所说的话:“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不会有其他法 律被人们遵守,没有造反或者另求庇护的可能”,就可以作为对此的脚注。

但是,我要说的是:读这本书,不是你读《李自成》或者读《欧阳海之 歌》,一放下书本,书中的人物留给你的印象是非常强烈和鲜明的,没有多少可以争论的余地;《茹嫣》就不是这样,你读了后,甚至连她是一个什么人也很难说清 楚?也可能我天性愚钝,反正我读了《茹嫣》后的第一个反映是我问自己:“茹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试图回答自己的问题,结果很狼狈,回答不出来,因为我在逮住了茹嫣一个意义的时候,另一个与之对立的意义好象出来找麻烦,非得要证明前一个意义不正确不 可,就带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读毛泽东的书要“带问题”,现在轮到读小说“带问题”了)我思考:胡发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茹嫣?而我们读《茹嫣》又应该读出 一个什么样的茹嫣?

2、一个有着“仕女情节”的文学女人:

茹嫣是一个“有闲”的女人,但是她的“闲”和《上海宝贝》中的 女人根本不一样,她“在一个很清闲的研究所工作,研究的对象是植物。单位的楼房是那种五十年代的苏式楼房,宽大,结实,朴素,陈旧里透着一种往日的华贵。 三楼东头是资料室,一些闲人常在这儿聚,说些闲话。男的说吃喝说麻将说斗地主,女的说儿女说老公说衣饰住房。男女在一起的时候,说一些半黄不黄的段子,互 相间开点不太过分的玩笑。敲了谁一笔钱,买了糖果瓜子,也是在这里分享”(《茹嫣》引文见“新浪读书”,以下不再注)这一种上班的“闲”,带有中国特色, 很是真实的。仅就这一点,她的生活就不能被定位在“改革的经济大潮流”中的了,和“主旋律”是有些脱节。因此,在今天中国的文学语境中,它是属于“消极” 的一类。问题还在于,文学这东西如果有着一种“消极本性”可纠的话,那么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作品都带着明显“消极”的色彩,就是一个我们应当把握的东西。在 这里,我认为作者胡发云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在塑造人物时,走上了一条我行我素的道路,塑造出来的“茹嫣”是那样的真切生动,读起来会给人产生出一种错 觉,因为她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即使这样,你却没有办法给她下一个定论,把她归在一个特定或者已知的人物类别中,这样的情况 使我想起了《红楼梦》里大观圆中的人物了,他们既是依据“写实”的方法创作出来的人,却也是“写虚”中的人。

作者是要把茹嫣写成一个“小 资”型的女人的,在书中他多次表明了这样的意向,并且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塑造茹嫣的。在这一点上作者用心之良苦可以从下面几点判断。作者在交代茹嫣身世时, 用了一个遗传学上的观点:“母亲是大家闺秀”,因此,她有着从母亲那里得来的一种遗传性的“仕女情结”(“茹嫣的名字是母亲起的。从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 母亲的仕女情结”)。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文学从小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了。她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别人“打派仗的时候”她 却在“读古诗词”,对于这样的人,政治运动是“改造”不了她的。和现代一般“小资”女人一样,“在茹嫣的精神活动中,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占了很大的空 间”,以至于她对儿子去留学的法国的第一反映是:“今天的法国早已不是那些古典作家们笔下的法国了”而她自己心中的法国“那是大仲马小仲马,左拉雨果梅里 美的法国,是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的法国”。茹嫣就这样的一个女人。从这样的一个女人的身上你无论如何是看不出来她是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一个年轻 时参过人民解放军的女军人,是一个“老干部的女儿”,人性深处如果说有一种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话,那么作者就是通过茹嫣给我们揭示了它。

宗 教学家萨拉在说到人的时候曾经说过:“你是独特的个体——原本正装,绝非复制”(《克服内心的挣扎》)。在《茹嫣》中,我们看到的其他的人却不是“原本正 装”的,他们是被时代的复印机“复制”的人。有的人(如卫立文“卫老师”)抵抗“复制”,结果被弄得歪歪扭扭,遍体鳞伤;有的人(如达摩)想保持自己的 “原本”,而被摆在了社会上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自己才高八斗的身价却做了一个电器修理工;有的人顺顺当当地服从了“复制”(梁市长),结果官运亨通,飞 黄腾达,就是在“非典”时期也赢得了茹嫣的芳心;有的人(如毛子)因为对“复制”半抵抗,半顺从,所以也就有所得(所长的官),又所失(失去了“青马”本 色),惟独茹嫣——这个女人,在通过了时代的复印机后,好象还是她自己——一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原本正装”的女人。在这里,我们若是发现她其所以如此, 原因也许是茹嫣的弱小,在“复制”过程中要取掉的成分和要突出的因素都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复制”人的行为在她身上不会产生“复制”所需要的效果。若是这 样的话,小说的核心——就可以被我们解读出来了。书中说,茹嫣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也许是这样意思的。

《茹嫣》中的许多人物都 在张扬自己的思想,惟独茹嫣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这种张扬,相反在茹嫣的自我感觉中,她好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落伍者”,她知道自己有思想,但 是那里面好象没有多少东西,相当于“空巢”。就这个意思去分析,她自己充当版主的那一版起名叫《空巢论坛》不是没有特别用意的。在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思想灌输运动之后,茹嫣没有在灌输后得着一种思想——这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于是就出现一种辩证法:一个文学型的、完全是由茹嫣自己性格中“自然”生成的、 外表脆弱,但是质地却非常凝重的思想,就在“空巢”中给落了下来了。我同意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对《茹嫣》的评价:“里面有思想,而且这个思想是胡发云作为 一个独立的个体思想者,他有话要说,这些话是他不得不说的。”我所能补充的只有这一句:茹嫣的“思想”是精微而细致的,你以至于你若是粗心一点,完全可以 把它不当是“思想”。

乍一看,茹嫣有着洁癖,不善于和人交往,也“不会表达爱情”,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她甚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以自己的 情绪造成的世界中,有一点傲气。她好爱花,喜欢红烛,在一个电器的时代中对于停电所带来的黑暗,却有着病态式的留恋,即使在“非典”发生的恐怖时期中,她 依然是这样。她喜欢下雨,在下雨中,她就回到了李清照的词中去了,在他失去了丈夫和李清照一样地在变成了寡妇时,就更“喜欢李清照的词,偶尔想起来,觉得 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女子,把她的心境都写出来了: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她写的《巴山夜 雨》的帖子,也完全表现出的是类似的情愫。正因为是这样,她用诗的方法处理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引出了她丈夫对她的批评:“都是给那些文学经典害的,给柏拉 图害的。”有时候,连她自己也承认:“被文章给害了”。

3、一个勇敢的网民:

上面的议论说明,茹嫣是一个传统的具有“仕 女情结”的人,但是这只是茹嫣的一半儿,她的另一半却有着现代中国人特有的那种一种“骚动”,而这种骚动“是许多人在1966,1976那些个年头早已躁 动过也早已归于平息的东西。那也是她父亲在1937年,她母亲在1948年早已躁动过也早已驯服了的东西。茹嫣在许多方面都要慢上好几拍。就像她喜爱的一 种迟桂花,别的桂花树早已当时当令地开过了好久,花香被人赞美过,花荫被人流连过,花蕊被采过了蜜,花朵酿成了桂花酒,它却悄没声地又开了起来。”不同是 她这种骚动一旦发动了,就变产生了不可收拾的后果,而这些后果把她在第二次青春发动中的爱也给毁了,以至于她认为自己就是“荡妇”,因此,带有一种“残 酷”的性质。

其实,小说的结构是很意思的,一开头就告诉人们:“儿子出国前,给茹嫣留下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可是,就是这 一台电脑,它把茹嫣造就成为一个和“仕女”形象没有任何联系的现代网民。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肯定地说:“要是没有网络”可以说也就没有茹嫣。可见作者 抓住了现代事物中的这个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网络——来塑造茹嫣的。在真实的生活中,茹嫣“一直是一个不太关心政治和理论的人”,而在当时,“谈论时政” 被看成是“男人们的一道大菜”——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可见,茹嫣若不是一个网民,她就是定了性的人。使网络改变了,她在网络——这个特殊的世界中变成了 一个特殊的人物了,好象是换上了另一副面孔的,她不但关系政治,并且因大谈论政治问而出了风头,无意间冲击了“非典时期”的政治“禁区”,变成了在她所在 X市中第一个用网络的方式自由传播了“非典”消息的人!不但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在网络的世界中她是那样地热切关心政治,对一个大学生死亡事件的穷追不舍的 发帖,形成了一个“大学生母亲”的形象,而且在《茹嫣》一书中,她事实上也是这个“形象”的代言人。

就上述这两桩事件看,我们便会发现, 一个平凡的女人在向伟大的高度上升!在此,我们分析她这一变化过程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事件(传播“非典”消息)的造成,是盲目的,不是自觉的,她“不关 心政治”的这一点使她在40多岁的年龄上对政治表现得相当无知,因此,她在传播一则政治消息的时候不把她当“政治”看,认为就一个“怪病”,她把它告诉给 大家,就好象她告诉一个人另一个得了胃病那样,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她不知道宣布“疫情”是一种“政府权力”,她一个平民小百姓是没有这种权 力的,她只知道她是一个人,一个人在说其他人可能“得病”的问题上有说“真话”的权利,因此,她在履行这一权利受阻后,不是屈服,而是勇往直前。一个孱弱 的女人,在这里表现得如此勇敢,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故事。

她是中国的网民,但是她不懂“网络的中国性”,因此她在从达摩的口里听出了网 络在中国具有“表达权”的时候,她好象是茅塞顿开。达摩对她说:“在一些国家,网络只是许多媒体的一种,没有表达上的特权。它的意义只在它的工具性,就像 你到北京去,可以坐火车,可以乘飞机,也可以自己开车去。但是中国不同,传统媒体,许多事情不许报,许多话不许说,网络可以,于是网络就不再是工具意义上 的区别了。”与这样的事情相一致的是,她虽然是网上一个很出色的版主,但是是她连中国式网络的“婆婆”也不认识,更谈不上服从“婆婆”的权威了。就这个意 义看,茹嫣怎么说也不是中国的“仕女”,她是新时代中的一个新女性!《茹嫣》这本书其所以被许多读者评价为带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也许于此有关的。我认 为具有巧妙意义的事情是,在那个精心要塑造人的“1966年、1967年”,茹嫣没有被塑造好,但是在一个自由的网络世界中,茹嫣被她自己塑造成为一个 “人物”了,并且身上又带着网络上特有的那一层虚幻的风云。

为什么这样说呢?作者在本书的最关键部分,写了一个“大学生死亡”的政治事 件,就写作的技巧来讲,它是指发生在深圳的孙志刚事件,孙是大学生,茹嫣的儿子也是大学生的事情就很自然地使网络作者——茹嫣以“大学生母亲”自居了。因 此由她写作的网文:《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苦》就值得人们好好地研究。“深夜,读着这个大学生的死,心里突然就剧痛起来,那是一种生理上的痛,就好像自己 的儿子在承受着那残酷的毒打,每一下,同时也击打在母亲的身上。然后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死去,那一刻,自己也要死了一样。她突然恐惧起来,她害怕也会这 样从此见不到儿子——尽管理智告诉她,那不是她儿子,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但她脑子里浮现出的那个年轻人,一直都是儿子的模样。”当然,我认为如果读者们 在阅读这一部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时,若不能够看到其中价值的广阔空间,仅仅以为这是“大学生母亲”对“被无辜打死”了的“儿子”的无限追思,那么,你肯定 读不出它之中深刻的文学寓意。我的意思是,你若是由此而前进一步,由“大学生母亲”联想到了“天安门母亲”,你就会了解文学与民族命运的关系了。我这样一 说,不是要把作者故意地往火坑里推,而是说文学批评这样的行为不应该囿于作者本意(我不认为胡发云的“本意”是要写“天安门母亲”),在作者用意之外,还 应该留出批评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文学作品是一种“公器”,批评是一种“公议”,“公器公议”就构成了批评与作品的天地,而在这个天地中,读者们通过阅 读作品,得出来了作者在写作此作品时也可能完全没有的那种“思想”,是文学批评范围内的正常事情,一点也不奇怪。

上述看法不是我在接触到 《茹嫣》后才形成的,其实,它是我在1986年从事《红楼梦》研究中建立的。我通过自己对《红楼梦》的研究发现作者(曹雪芹)写出了18世纪中国社会“不 发达”这种“现实”,但是我认为曹雪芹并不具有“不发达”——这种社会观念和思想,只是他在从事创作的过程中,因为把人物内部的最核心的东西给写出来了, 所以“社会和人物”的“不发达”的特性就“表现”出来了,具体地说,体现在人物方面,“当死的不死,不当死的却死了”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就着这个思路, 作者胡发云在描写了1957年的政治,1966年和1967年的政治的时候,惟独只字未提1989年的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茹嫣》一书是“解放思想” 的一个杰出的产物——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是在这样的一本书的正面内容中我们是找不到1989年的事件的痕迹的,这样的情况难道正常吗?如果说文学批评允 许联想的话,那么“天安门母亲”的形象和茹嫣的“大学生母亲”的形象在多大的意义上可以重合?读者们还是自己琢磨的好!

《茹嫣》是一本言 情的小说,这一点和《红楼梦》是一样的,但是和“红楼梦”的区别就在于作者以非常犀利的方式在公开地批评“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并且在批评中捞出痛苦,在 痛苦中又捞出思想。这样以来,“非典”所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就具有了象征性意义,而茹嫣、达摩以及卫老师在批评“恐惧”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就 超越了文学领域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就这样的意思你去分析茹嫣这一个外表文静,“不显山,不露水的才女”,那才是读懂此书的最关键处。

4、一个夹在了两个男人中间的女人:

我 记得俞平伯先生在上一个世纪写作的《“红楼梦”简论》中说到,贾宝玉是一个夹了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女子间的一个男人,因此,人们在评论他时,就应该注意 他两边的“双峰”,现在看来,俞先生是正确的,宝玉的确是人物关系网中的人,脱离了那个网,是没有办法研究他的。无独有偶,我在读《茹嫣》时,也形成了这 样的联想,把茹嫣看成是一个夹在了两个男人中间的女人,一个男人是达摩;一个是梁晋生,而茹嫣——我说她是一个没有定性的人,也在于要理解她就得理解他们 三个人的关系网。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梁晋生市长看上的她是“仕女情结”(“白领丽人”)的茹嫣,这恰恰是一直在官场所混的市长所根本遇 不到的女人,因此他讨好茹嫣是在品味着一个官场上缺乏的女人,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茹嫣的外表,却没有认识茹嫣的内部,所以他一下子给迷上 了,根本就不知道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中茹嫣正在在网络的世纪里脱着“仕女”的皮,急速地朝着网络上的直言英雄的方向转化。就这个意义讲,他最终地抛弃了热恋 中的茹嫣不仅仅是江晓力从中插了一杠子,而且事实上茹嫣变成了不是他所要的人。在上面,我说茹嫣没有定性是有道理的,说她从过去的政治化时代走了过来没有 留下政治烙印,是指没有留下明显的烙印,因此她对政治的淡漠到底还是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无论怎么说,他还是爱上了政治上的“一等男人”,用江晓力的话 说,这“钻石王老五,谁敢高攀?”,后来,她不但高攀了,还把自己的身体轻率地交给了他。

站在写实的角度看,把茹嫣这样的人塞进达摩所生 活的那个人物圈,简直是违犯文学创作的一般原则的,会给人一种生搬硬套的感觉,就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解判断作者的人物的描写是失败的,但是在《茹嫣》 中,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茹嫣》的特殊性是它创作了一个网络的世界和网络的生活,因此,完全的实现主义方法就用不上了,无论怎么说,网络的世界和生活虽 然也是真实的,但却是虚拟的,于是,建立茹嫣和达摩的联系不是生活上的真实,而是网络上的真实,在茹嫣成网民的那个时候,达摩在网络上已经是大红人的了, 是“大侠”兼“大师”的人物,因此茹嫣主动靠近他,接触他,就符合生活的法则了。“茹嫣是一个对文字特别敏感的人,就像登徒子对女色,熙熙攘攘一片人海 中,一下就捕到最漂亮的那位”——达摩的文章。因此在没有见面前,她就已经对他产生了一种了不起的看法,见面后,达摩相貌平常,而且外表有几分粗俗她也不 反感,因此,即使她知道达摩是一个家用电器修理工时,在看着他给自己修理电器,就“觉得看达摩干活有一种美感”,如“庖丁解牛”,“有板有眼”,如“行云 流水,简洁流畅”。你瞧,这样的看法就是“劳动人民”的了,和“白领丽人”已经不沾边的了。

茹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一方面爱上了政治上 的“第一男人”,而又同时对于精神上、网络上的“大侠”、“大师”崇拜不已,人生的局限就在于这两者不能够同一。因此,这就注定了茹嫣的特殊命运。如果说 生活和文学的正义在这里要求她必须要做一种决断的话,那么书的结尾处,茹嫣把她给梁晋生准备的拖鞋从“从窗口扔了下去”的情节就是意味深长的了。茉莉在 《她把那双男人的拖鞋扔了———从女性角度读“如焉”》里非常杰出地解读出了这个意思,写得很好,在这里,我所强调的是,读者们看到的是一个多元而又杂乱 的时代,在它之中,人物们也都好象是比搭配错了,有能力的人总是被摆错了位置,而那些在“位置”中的人却都是有根有底。书中,达摩的一位邻居对寻找达摩的 茹嫣说:“常(海根,达摩是笔名——笔者注)老师是全才啊,当个市长都有多余的”——此话是含义深刻的,你只要用心品味,是可以品出其中是味道的。

5、“空巢”中的女人:

中 国文学上有“立片言之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传统,《茹嫣》是一部中国作品,因此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批评它。茹嫣是一个恋家的女人,死了丈夫之后,家中就 剩下了她和儿子,儿子出国留学后,家就“空”了,就此我们用茹嫣当版主的那个“空巢论坛”就可以提起理解《茹嫣》一书的“纲”,以期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作 者是这样写“空巢论坛”的:“打开网页,屏幕上出现一个鸟窝,一只小鸟从里面飞出来,一直飞到看不见,鸟窝里探出两个满脸沮丧的头像,一个老头,一个老 太,然后,两个头像化作两个字:空巢。”把儿子比做是“巢”中的鸟儿,去法国留学,意味着鸟儿飞了,家顿时给“空”了——这是生活中的人之常情,也没有什 么特别之处,但是把儿子走后茹嫣在“非典时期”那闪电式的恋爱突然破裂,眼看着一只煮熟了的鸭子给飞走了的情节联系起来考虑,这个“空巢”就意味深长了。 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我准备写思想上的“空巢”的文章,此处只是就事论事地说一说“家”的意义上的“空巢”。书中虽然没有正面交代茹嫣是一个恋家的人, 但是我们对于她在死了丈夫前的40年前的生活做一个整理,就可以发现她没有自己社会交往的圈子,没有知心知己的朋友(江晓力知己却不知心),也没有如体育 方面的爱好和特长,对政治又不感兴趣,“生活中”她又是“一个很矜持的人,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说话”,且又有几分的傲气,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说她是“家”的 人,就这个意思去分析,她在丈夫死后,几乎是性冷淡的她,爱情却在一个突然的时间中象火一样地燃烧,把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就献给了梁晋生——乍看起来好象不 是不符合人物性格的一笔,其实恰恰是完整了茹嫣这个人物的性格的重要一笔,于是,“淑女与荡妇”——这个中国文学的门槛就被作者给“砍”了,对此,作者的 解释是:“女人不管多老,都有一颗少女的心在身子里面”。

如果要我在此处给《茹嫣》另起一个名字,那么叫它“非典时期的爱情”好象不违背 作者的原意,作者是写了怎么一桩故事,但是这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不同,爱着的茹嫣没有获得爱情上的胜利,而是浪费了自己的爱情,使爱情在不知不觉中给溜 走了,在一个手机的时代,她连一条短信都没有收到就不了了之——这都不是悲剧的关键,其中要紧处是,春节时期定下的5月举行婚礼的日子在剩下的几个月时间 中一直被茹嫣等待着,但是,梁市长却象扔掉一只袜子那样地摔掉了她(她用摔梁的“拖鞋”的办法报复之)的事情一直是瞒着她的啊!

《茹嫣》 的整体手法是写实的,因此,在小说为我们提供的“非典时期”X市官民一起抗“非典”的画面是真实的,一点儿也没有做作之嫌,梁市长做为父母官,穿着如同太 空服一样的防护服,战斗在“非典”的第一线,连自己的生命似乎也置之度外——所有这个一切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的共同特征,作者是“颂”而非“讽”。但 是,就在这个“同心”战斗的画面的里面,却存在着另外的一幅隐秘的画面,在其中,“民”要求“知情”,并且为此而抗争,而“官”却在千方百计地封锁“疫 情”,用恐吓的方式企图使“疫情”住在政治的“保密箱”内。在这一场看不见战线的“战斗”中,茹嫣变成了“民”一方的代表,而被她爱着的梁市长却是“官” 的化身,煮熟的鸭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飞走了!

对于上述的问题,最庸俗的批评是把江晓力看成是一个火中取栗的小人,认为是她坏了茹嫣的美 事,其实,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里的确存在着一张“窗户纸”,等待着一个“指头”去“戳破”,而江晓力就是这个“指头”,这就是说,没有江晓力这个人 的话,别人的“指头”也会“戳破”它的。就此,我寻找出了一个茹嫣的错误:她不懂政治,而一个合格的市长夫人应该是政治型人物,至少她应该是政治人物的 “半面天”。茹嫣就不是这样,她准备当市长的夫人,但是她把市长一直放在她前任丈夫的坐标上,用前任丈夫的标准来衡量她,所以书中就多次的出现了这样的描 写,茹嫣总是在梁晋生出现时想到前夫,她想要在梁和她之间建立起原来的夫妻关系,而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应该先行进入“市长夫人”的角色。分析作者对茹嫣的描 写,我们连茹嫣做类似这样的考虑的一点线索也寻找不到,那是符合茹嫣本性的。

茹嫣不懂政治的再一个后果是,她在网络上已经拉开了和梁代表 的“官方”为争取“知情权”而开展的斗争时,她没有认识到“敌人”就是梁晋生,因此她在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必须要打败仗。茹嫣这一个错误不关要紧,最要 紧的是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的,被茹嫣曾经评价“也是个人精”的梁晋生,竟然是在江晓力在把“窗户纸”戳破之后,才发现了茹嫣不是她所需要的人,这样以来, 他在遇到到江晓力把已经打了败仗的政治局面用研制“抗非典”新药的手段给以扭转时,眼睛才亮了,看见了真正闪光的市长夫人——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贤 内助”。至于说科学上能不能研制出新药?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市长已经推出了政治上的一副“抗非典”的新药!书写到这个分上,它端出来的东西的 “内囊”就“上来了”(《红楼梦》就是这样)。

6、茹嫣:一个让人吃不透的女人:

人在很复杂的。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经说 过:“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是他们自身;他们是自己产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者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上的学校,关心 的运动,吟哦的诗章,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就成现在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了解的”(《刀锋》)。《茹嫣》的作者胡发云就是这样 理解人和写人的。他没有“道听途说”式的为他所要写的人物做一种事前的定型,他从茹嫣这个人物的现在入手,研究了她的“出生的乡土……城市的公寓……私下 听来的山海经……”,进入了人物的内部,如果说这“内部”有一个发展的线索的话,那么,他是摸着它前进的,这样,当人物在某一歇脚时,他没有因此而认为这 就是人物的落脚点,结果,一个主动的作家,反倒变成了被动的人了,他跟着自己创作的人物走……。仅就这一点来看,他自己好象也吃不透人物,因此,一个文学 上的“吃透”人物的诱惑想幽灵一样地在引导他前进,使他甚至离开了他动笔时的初衷。文学上——特别是中国文学上就有过这现象,《风月宝鉴》在曹雪芹的笔下 变成了《石头记》就是例子。

鉴于上述现象,你说作家本人也没有“吃透”自己创作的人物,好象也不过分;不过,作家有着一种强烈的探索精 神,并且在探索中走进了人物的方方面面,经他们之手,被探索过的东西成功地放到读者们眼前,使读者们眼睛里出现新世界,并且为之惊奇不已。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富有成就的作家好象是一个探矿的工程师,他们手里握着一把镐,不停地在敲着人性之土的表面,说:“听,下面有宝哩!”

《茹嫣》的篇幅很长,但是它却象“常山之蛇,首尾相连”。书的开头写,茹嫣的家有“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末了,写茹嫣“睡过了头,朦胧中,觉得近处有鼻息声,惊醒过来,睁眼一看,原来是杨延平正站在床边,”读完此书,你就会知道杨延平是条狗!

2007-3-24本色文学网–易家网

Syndicated 2007-04-17 00:50:48 from AllThingsGO 万物皆空

武振荣:评《茹嫣》(下)

评《茹嫣》(下)
——思想的“空巢”
武振荣
source: 新海川

1、 关于《茹嫣》中的思想:
前苏联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借着自己小说中的人 物之口说出了一句传遍了全世界的话:“伟大作家是‘第二政府’”(《地狱第一层》)。他是对的。依据这一点,我们去观看作家们,所有不敢创建“第二政府” 的人,他们或写小说,或写诗歌或写剧本,即使写出了很漂亮的东西,也只是个“小作家”,好象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伟大作家”不同,他们要建立“第二政 府”,这样的行为无非是说他们要搞自己的一套,是不吃第一政府那一套的,因此,有时候免不了要和政府冲突,这就顺便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任何政权喜欢伟大作 家,它只爱小作家”的原因。

我在读《茹嫣》时,没有说胡发云是一个伟大作家,但是,我至少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创作的《茹嫣》不 仅仅是记录了一段历史,而是这段被书写着的历史在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们都没有厘清的情况下,他使用文学的方式却给“整理”出来了,因 此,读者们就会在他写的这一部历史中发现已经干瘪到极点的中国社会思想之火花竟然发出了灿烂的光芒。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茹嫣》一书写的那一代人物是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对这样的一代人物的创作,他表现出来了任何人也不能够与之对比的创作才能,走到了中国文学目前所能够走到的那种境界,并且拓宽了 它,使中国文学的创作水平不再居世界之末流了。因此,在反复读了这一本后,我对中国文学的明天充满了信心,我顺着书中的一句话:“中国不是没有思想家” (卫老师)的意思,说出了另一句话:“中国不是没有作家!”

章怡和女士对《茹嫣》做了这样的评价:“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 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我是一个文学的门外汉,因此不敢对上述评论妄发议论,但是我认为起码有一点章女士是看准了,即《茹嫣》在中国文 学史有可能和古时的陶渊明一样地占据一个时代、代表一个时代。在陶渊明时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所以这“第二政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建立在陶渊 明隐居的农村,现在中国已经摆脱了纯粹的农业时代,所以这“第二政府”就建立在大城市了。

《茹嫣》是一本言情小说,但是就在它之中,我们 却发现了一种思想,如果说我们不结合中国目前思想届、学术界、文化界的现状去看,那种它之中的思想价值也许被我抬高了,可是,你只要以“结合”,你就会发 现那些本应该由职业思想家或者社会科学家提出来的思想,却被《茹嫣》中的人物们提出了,从而使的文学价值的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情况就和《红 楼梦》出世时有点一样,18世纪中国社会不发达的那种“真实”,却被曹雪琴——一个住在京郊偏僻处,过着绳床瓦灶生活的不得时的作家所揭示,而恰恰在这个 时候,学富五车的学者们却为“康乾盛世”而鼓吹。这里,一个文学所表现的思想价值无论任何是不可能轻易地在现时就兑现,而在现时与未来之间,它架起了一座 桥梁。《茹嫣》有自己的思想,《茹嫣》小说中的那种人也都有自己的思想,值得佩服的是所有这些思想都不是第一政府分配的,而实在是对思想分配制的一种破 坏;我需要强调的是,不仅仅是“破坏”(思想的“破坏”在我们中国是走了许多极端的行为),重要的是它建设性地提出了思想的有关问题。这样以来。读者们虽 然不象阅读政治学论文那种地领悟其中的思想,但是,思想理解的框架却已经搭建好了,而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思想也给展现出来了。

2、关于“青马”:

作 者在书中公开承认:他要写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而“青马”(“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简称,与这一简称相关的还是出现了“青毛”)就是此一环境中的主干 人物。一部中国小说,描写了80年代初这样一群人物,是一种敢撞政治高压线的行为,没有几分勇气是不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作为一个作家光有勇气,没有足 够的文学写作才能以驾驭自己的题材也是枉然。好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作者在《茹嫣》中,没有更多地纠缠对“青马”一词的 学术性解释,这不能不看成是一种文学的智慧,谁都知道文学作品不比政治的或者社会科学的作品,它是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叙述事情的,是“故事”性质的,因 此,当“故事”的梗概在已经为大众所了解时,她要求的是“故事”情节的展开,在开展中《茹嫣》一书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有着与“青马”的联系。而“青马”—— 就是指那些在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一群中国青年们。如果说这些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着不同背景的话,那么,一是他们大都是参 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青少年人,亲身经历了反叛的运动,并且在反叛中超越了毛泽东所定的标准,变成了“年轻异端分子”;二他们要绕过官方自己去寻找马克思 主义,因此就不吃官方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真理,只是被官方给歪曲了,所以是一个要求真理回归的运动,是在政治冷却后的青年人 一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剧烈骚动。按照书的线索分析,茹嫣在儿子在出国前,没有和“青马”线上的人有过任何的瓜葛,但是,在儿子出国后,她成了网民,和“青 马”中的核心人物达摩给交上朋友了,于是这个在40岁以前“一直是一个不太关心政治和理论的人”,却参加了在卫老师家(当年“青马”们聚会的)的家庭沙 龙,并且成了一个铁杆人物,一直到卫老师死和小说结束。

“七十年代开始之后,短短的几年,中国社会在暧昧、动荡、扑朔迷离中,发生许多戏 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有那种浪漫主义大师才能编撰得出来,常常让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就在这样的时间中,走出来了一伙“青马”式的人物:达摩、毛子、 何其业、刘苏和小咏。“达摩他们为自己的这个小团体起了一个代号:QM——‘青年马克思’的汉语拼音缩写,言谈中就说‘青马’。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感到 亲切。”当然,我们若是站在批评的角度看,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没有被剪断的尾巴,而书中的只要人物都是尾巴上的人,就连茹嫣这个在文化大 革命中因为年龄小,没有参加“打派仗”,在家“读古诗词”的人,也在性格深处好象留下了印记的,要不然,她在“非典时期”的那种表现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 事实上她被别人看成的是要搞网上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一点,作者明确告诉人们:“有一种东西在茹嫣身上躁动,那是许多人在1966,1976那些个年头早 已躁动过也早已归于平息的东西”。如果说作者在这里,要在茹嫣身上寻找出历史的意义,而这种历史意义又往往被现实生活的人所歪曲的话,那么作者就不是奉命 写作的人,正是这个一点,才是作家个变成了鹤立鸡群式的人物了。

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对于《茹嫣》中的人物要做一个历史的分析的话,那么, 他们最初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出来的人,然后变成了“年轻异端分子”,再变成了“青马”团体中的人,再最后随着“青马”的“五马分尸”,他们也各自东西的 了,就扯了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最难理清楚的线头,于是,中国社会在40多年的时间中那种大的“政治生态环境”就被作者和盘托出了。因此,无论怎么说,这种地 地道道的大手笔,不是别人可以轻易模仿的。就这一条线索去分析书中的思想,人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了。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理解作者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的理 解,那么书中的一个“房子”的比喻是需要我们认真推敲的。把一个民族的在历史中的建筑比做为盖房子,再经历了另一个建设时期的情况下,批评原先房子建筑的 问题,就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了。在书中,作者借卫老师之口,批评了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所有的房门上都打上叉叉,一旦有些人不再愿意被打上叉 叉,这种难堪就出来了。”认真地分析这一段文字,就可以发现作者已经跨过了“伤痕文学”的那种否定式历史观的门槛,把中国文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文学 是一个很好的批评工具,在《茹嫣》中作者充分地使用了,对1966年、1976年的政治运动进行了公开地充分的批评。但是我认为很值得一说的是,作为批 评,在他的手里具有工具用途,好象是一只在水中打捞水草的笆斗,目的是在打捞到水草的时候,寻找出被水草缠绕的珍珠,而不是要把水搅混。

3、卫老师:一生都在经历痛苦的思想家:

胡 发云在创作卫老师这个人物时,有没有一个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读了《茹嫣》后,感觉到在我个人的真实生活里的确有一个和卫老师一模一样 的人,只是他不是在全国出了名的人。在全国名人范围内我又联想到了在70年代中叶就已经去世的顾准,我以为书中的卫老师的原型好象就是他。顾先生虽然有非 常伟大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却只能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转,而影响不了中国思想界,其所以是这样,就在于他思想彻底地和权力脱了节,是一个孱弱的思想家的思 想。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好象又通过卫老师联想到了李卓吾、王船山、魏源、龚自珍这样的人物,在3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思想家老是脱不掉政治的束缚,坐学 术的冷板凳之现象就有一种深刻的寓意了。因此,《茹嫣》一书触动的不只是中国现代思想的神经,而是触动了近代思想的神经。

卫老师是一个知 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在50年代的批判运动中,青年的他在出了几天风头后,就一下子给栽到了,以至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游街, 在平反冤案时期,他和全国这一类人一样地获得了工作和住房,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清污,反自由化,卫老师再一次成为异端”,最死在了“非典时期”。可以说 他的一生既是痛苦的化身,又是思想的化身。他因思想而获得了痛苦,在痛苦中又历练了思想——如果说这一切都象征性的有一种结局的话,那就是他“大彻大 悟”,把苦难作为了思想的历程。正因为他是这样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思考苦难的,因此,他才在思想上跳出了个人感受的那种小圈子,而仅仅地在为民族思想。他在 这样做的时候,也完全知道民族不需要他这样的思想家,可是,他好象是奉了一条命令,执意地思想着……。在他死后,我们终于明白了,向他下达了此“命令”的 人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思想。因此当他身边那些“青马”产生了“寻找思想上的失踪者”的计划时,他们之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看见真正的“失踪者”就是立在 他们当中的卫老师。

如果说在我们中国,思想之“酒”只有受到痛苦的“压榨”才可以流出来的话,那么,痛苦与思想的联系就了诡谲的性质,就 此去理解卫老师的孙女所说出的下述的话,你就会茅塞顿开的:“我很小就感觉到,我们家有一种诡秘的气氛,似乎背后有什么东西,有我没有察觉到的隐秘。许多 事情,找不到来龙去脉,你想弄清楚它,这就和哲学有关了吧?”思想惧怕痛苦,这是人之常识,但是违反此常识的却是思想却必须在痛苦中展开自己的衣服,而缝 制思想衣服的却又是痛苦的丝线。这样,政治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压迫,就在哲学的渠道中流出来了,变成了伟大的思想。在书中,卫老师在说到思想的时候, 往往采用一种哲学的语言,也是为情势所迫的,没有办法的事情。把这看成是卫老师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的一种无奈,何尝不可?但是于无奈之境地提 出思想上的发问,就又在久违了的中国传统文学源头吸取力量了。因此,你若是用读屈原《天问》的方式去读卫老师的下述发问,你就会为这个民族的生死痛苦的悠 久历史所浸淫,你就理解了中国。

其实,卫老师是从1955年开始走上了倒霉的人生之路的,但是,他说:“我感谢五五年,它无意间挽救了一 个懦弱无知的文化人,让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付出数十年代价,作了一次本该极为正常的选择,真是旷古未有的一种荒唐。”可见,卫老师是在自己所 走的那一条路上看待中国的问题的,因此,并不抱怨痛苦,也不把自己老是用痛苦的衣服包裹着,他是一个完全放得开的人,他以自己在痛苦中获得的思想来研究问 题,因此,当他发现他挚爱着的民族没有与他一样的收获时,他就这样地发问:“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 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 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 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 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 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这就说,同样都经历了苦难,其他民族在苦难中给发达起来了,而我们的民 族好象和嘴嚼着苦难时期草根的人一样,却没有唾掉它,让草根永远在嘴边打转——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双重的悲剧”。

《茹嫣》一书不是用传统 的方法,把卫老师塑造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就从性格这一方面来看,卫老师是一个在痛苦和无奈中走了出来的乐观主义者,这应该是人物的主线索,但是作者把 卫老师的死安排在“非典时期”那是寓意深刻的,他在没有染上“非典”时,却被当成为了“非典患者”隔离起来,在后来真的变成“非典”患者时,却又被宣布正 常死亡。也正因为这样,他的遗书才令人寻味:“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他们”是谁——这是读者们的发问,按着这样发问,你 去解读一个一生追求真理欲整合民族思想的老人,连他死亡的信息都被歪曲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4、达摩:草根思想家:

我 在上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我们用中国流行的现实主义去批评《茹嫣》,那么使茹嫣这样的一个女人参加到达摩的圈子,并且在政治上和思想都和达摩交为知己,那 显然是不好的,但是《茹嫣》一书的茹嫣和达摩,是一个网上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名字,“达摩”和“茹嫣”都是网名,他们俩又都是在网上认识的,所以若不 是网络——这个现代化的怪物造就了人,“如果没有空巢论坛的偶遇”,达摩和茹嫣“即便在一条街上,一辈子也很难相遇,便是相遇,也不相识。”可见,即便要 说《茹嫣》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至少现实主义前面应该加上个“网络化”字样,就象人们在上一个世纪中叶给拉丁美洲现实主义文学前面加上“魔幻”二字 一样。

达摩是一个思想家,他带着一种非常厚重的思想,但是他却没有被摆在位置上,和毛子相比,他是一个业余型的草根思想家。在“改革开 放”的大浪潮中,他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以至于在一个公司谋得了一个家电维修工的工作,但是对于这一份工作,他没有任何的鄙夷,也没有任何的不满,仿 佛是当年“为人民服务”那种一套在他身上的再现,干得却很得劲,以至于茹嫣在他干活中都发现了美。他没有学历,而有知识,没有当过正式的老师,却在职业大 学讲“三论”,如果说在“青马”的那伙人物群中,他是走到底没有变质的唯一的人,那么,他就是思想上和理论上追求没有停止的人了。他不光是一个思想家,他 也有政治上的才能,在对他熟习的人的评价中,他“当个市长都有多余的”,但是,他连市长的边也没有沾上啊!他保持政治上的一份清白,内心也时常起一点波 澜。社会没有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往下分析,在性质上,他可能是一位民主的人。他也许在等待着机会,他看不贯政治上的歪门邪道,先与 别人而看到了一种政治的新前途。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持重的——所有这些都看在了他的忘年之交的卫老师眼里,被卫老师说成“海根(达摩)那种定力”。

小 说是要写人物的,因此如果说人物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中人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就和小说家不一样就很自然。在历史学家那里,历史是顺顺当当的 存在物,它把一切的人和事情都可以摆平,可是,在小说家的笔下,历史是不公平的,它好象和一个糊涂的老人一样地肯犯偏心眼病,它常常把最不称职的人推到了 最高的位置,而把那些最有才干、最能够担负大任的人却当成了下脚料。《茹嫣》一书就是这样写的,按理应该把达摩放到梁晋生的位置上,若不然,放在毛子的位 置上也可以啊!但是,他偏偏就是一个政治和思想上的“失踪者”,在这里,“青马”们的要“寻找”的人,也是达摩啊!

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 家,本身就对历史有着一种自己的洞见,因此,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就不是一个意义了,对于同一段历史,参与的人的感受当然也就不一样的了,胡发云在写作《茹 嫣》时,就是这样。他虽然写的这一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但是在写作上已经把“伤痕文学”的那种老套子给完全地扔掉了,甚至可以说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 了。因着出身、年龄等因素,《茹嫣》中的这一群人物:五个“青马”、茹嫣、梁晋生、江晓力等都不是受害者,因此,除了卫老师一个,文化大革命没有伤害到他 们,这样以来文,化大革命与普通人的命运——一个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学者和大学教授的著作里不可能提出来的问题被作家给写了出来。在达摩的记忆 中,文化大革命好象是一场幽默的喜剧,关于他家的那一副楹联的故事就是如此,特录如下:

达摩父亲工作的茶叶店,店名叫“陶陶斋”,是一家 百年老店,古色古香的,大门两侧有一对木刻楹联,褐底绿字。一边是:琴里知闻唯渌水,一边是:茶中故旧是蒙山。店名和楹联据说都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 首诗。父亲说,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呀!什么讲究,他也没说明白过。字是清代一位名士写的,所以落款上有道光多少年的字样。

文革初期的一天,突然得知革命小将们沿街一路横扫而来,远远已经听得嘁哩咣当的打砸声拆卸声,接着就有浓浓的烟火在街那头升腾起来。店里几个与店铺共存 数十年的老职工情急之下,赶忙去拿了大红纸,写上一副对联,将那百年楹联严严实实地蒙上,一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一边是:五洲震荡风雷激。那块牌匾则贴 上:毛主席万岁!还抬出一大桶好茶水,一旁竖上一块标语牌:革命小将辛苦了!请喝一杯革命茶!店里一干职工都站到门口,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侥幸躲过一 劫。深夜,几个老职工偷偷潜来,费尽气力将楹联和牌匾拆下,用油纸包裹好,放到仓库货架上,当作货架的底板,一放十多年,差不多给忘了。到了改革开放新时 代,说要恢复老店名的文件下来,才记起当初这一壮举,可惜当时的几位当事人,除了达摩的父亲,其他全都谢世。
作者用一个喜剧的方式去解读对当时发 生在“7亿”中国普通人社会中的政治运动,是属于“第二政府”的做法,这种做法和第一政府要求“魔化”“文革”的指令是冲突的,他有权利对于他书中的人物 的文化大革命一个意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个一点,作者拒绝了“利益的诱惑”,
他写了他自己的一套。于是,我们对于书中的“毛子不是坏人”这一句话的解释就可以解读出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不是坏人”的意思了。一部文学作品不再是为少数人安身立命之工具,这其中就孕育了中国社会极其宝贵的民主精神与民主思想!

5、关于毛子发疯一事之探讨:

《茹 嫣》中的“五位”“青马”,“最终修成正果的,好像只有毛子一个,到了社科院哲学所马哲室,当了研究员,先研究马列经典,近年他又热衷于社会学。”他在单 位分到了大居室的房子,又娶了个有文化的妻子,“正研,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津贴,还获过一些社科类的奖项。与某大学联招博士生之后,还弄了个博导”,可 以说是春风得意,可惜好景不长,在一个作者没有说明的时间上他突然“疯”了(鉴于篇幅的关系,我不可能引证书中的细节,还望读者们自己去看),值得强调的 是,他的“疯病”在没有说明治疗的情况下又给自愈了——这些情况好象表明是作者有意识地在隐瞒什么?如果你是一个仔细的读者的话,就会看出来其中的奥妙 的。

在《茹嫣》中,作者写了1955年的政治,也写了1966年、1976年的政治,也写了“清污”的1979年政治,也写了“非典时 期”(2003年)的政治,却惟独一句话都没有提1989年的事情,书中,甚至连“89年”一词都没有出现,这就使我想起了政治的高压线的问题,作者是要 撞它的,但是这高压线如果分段的话,那么,某一段是绝对不可以撞的,有一个理由:人命关天啊!有了这样的看法后,我作为读者对于毛子的病用批评的方式去发 掘之,看一看能否取得一点东西也只能碰运气的了。话一说回来了,作者若是要写一些隐蔽的东西,他不能完全地打哑谜,所以只是透了一点风:“入春以来,毛子 一直很活跃,到北京都去了两次,风云一时。”“到北京”去干什么呢?不就是声援绝食中的大学生吗?

1989年春天,全国发生了学生界和知 识界要求民主的政治运动,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宏大和发展之迅速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运动才可以与之比拟,其影响是整个民族的,因此,《茹嫣》中的那种 许多人物与其说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倒不如说是经历了“89”运动的人,书中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文化型的,但是,“第二政府”要能够立起来而不立 即“垮台”,就得讲求个“技术”,而文学恰恰又是人类各种技术中的最特别的一种。于是,我就做这样的一种设想:在毛子工作的那个社科所内,也理所当然地发 生了知识分子为声援学生运动而产生的抗议当局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毛子头脑发热,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这是读者们用想象的方式可以复原的事情。那时, 我在陕西省,省发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上街抗,义愤填膺地怒斥邓小平、李鹏的事件我是记忆忧新,毛子可能就是这些当事人中的一位,“到北京都去了 两次,”的话中有话。达摩因为是工人,不在知识分子的队伍里,所以没有参加抗议运动是符合中国那时的社会“真实”情况的,因此,在政府用前所未有的“恐怖 手段”镇压了运动,并且用刚刚在中国城乡普及的在电视传播实况时,全国便陷入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惧”之中了,问题还不止于此,要害在于这种镇压发生之前百 分之百地超出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的预料,人被迫疯、吓疯、气疯、急疯、装疯……等等可能都是有的,反正人是“疯”了……。在毛子“疯”时,达摩参与了救 治。

原来毛子是在“89”运动被残酷镇压后给弄“疯”了,并且通过“装疯”躲过了一劫,于此相关的是,在“疯”后,他人就变形了,好象变 化成为“坏人”,以至于作者要用“毛子不是坏人”的话救场。论述至此,如果要对毛子做一个小结的话,那岂不是说,他在不可能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个时 间上,他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具有了可以当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并且也处在了一种有利位置上时,却成了一位尸位素餐者,署着他的大名的书摆在书店 里卖,被他亲密战友达摩看到后买了去,读着,读着,达摩感觉到“恶心”,硬着头皮读完后“骂道,毛子啊毛子,你这狗日的何至于此呢?”

其实,“达摩知道,毛子是恐惧。恐惧本是不该嘲笑的。但是恐惧之后,变成那样,就让人难受

了,那是一种比恐惧更可怕的东西。”

6、论恐惧对思想的消解:

《茹 嫣》写了人的恐惧,不同人的恐惧和不同时间中的恐惧。如果说这样的写法有一个很值得褒奖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写50-60年代的恐惧时,写出了连带着希望的 恐惧,因此,即使已经在恐惧中将要丧失生命的人,都没有丧失希望,他们不为自己的死亡辩护,是希望中的东西转移了他们的视线,因此即使希望中的东西是异常 渺茫的,它作为一种与恐惧异质的东西总是存在的。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够说这种恐惧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恐惧,但是它的确衍生出来了一种宗教的意义,由此去分析卫 老师的第一任夫人自杀时“在铁路边留了一张纸条,说自己死有余辜”并且一再强调她的“孩子们无比热爱毛主席,无比热爱党”的情节,你会想到宗教的。

同 样的情况,在卫老师自己的叙述中也有着这样的话:“我记得从前就对你们说过,一直到我后来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 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还没有往最深处怀疑过什么,更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做过的那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审 视的地方。”分析这样的话,人类命运这东西自古是一个宗教的话题,而在中国20世纪初的革命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移植进入中国后,它才变 成了一个政治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若是放到政治运动这去,谁能够吃准它呢?宗教解放人和奴役人的两种性质都被作者给抓住了。

论述至此如果 我们就打住了,那么我们是没有读懂《茹嫣》的,《茹嫣》一书的价值,不在于它仅仅写了上述的恐惧,而且以中国画的方式刻画了一场全民、全国性质的恐惧,这 样的恐惧是每一个人看得见的,其恐惧气氛几乎要把每一个人都窒息而死。在字面上,我们看见的是“非典恐惧”,但是在精神上你还能够这样的看问题吗?因此你 如果具有批评的眼光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表现“非典恐惧”之方法实质上阴错阳差地表现那一场到今天也不允许谈论的那年“入春”的恐惧。不用作者交待,我们 都知道那时社会上禁止讨论恐惧,但是“达摩写过一篇文章《恐惧的力量》,其中说,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 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除此而外,作者又 点明,“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你主要是一个用心的读者,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是如何成功地借鉴了《红楼梦》的那种“瞒天过海”法的方法, 把一个谁也不允许写的历史大恐惧事件给写了出来!

说到恐惧,卫老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恐惧,恐惧……一个民族,苦不怕,难不怕,饥不 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种莫名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惧却远远没有消失掉。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 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就这一层意思去看,“非典的恐惧”很快地就过去了,中国人 的生活很快地也恢复了正常,但是到《茹嫣》这一书发表之后,我们去品味书中的话:“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难道是无的放矢吗?

思 想是脆弱的,一个人自己不经意的一次咳嗽,一个隔壁的杂音,一场自然界的风,都可以把思想惊走,因此,在赤裸裸的杀戮面前思想能不逃跑吗?真理是怕杀的, 历史上许多许多的真理都是在杀戮中给消失掉了,所留下来的真理只是真理这个大冰山的一小角,现在我们往往把那种一小角放大看成了整个的冰山。关于这一点,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早就教导我们:“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错误,人们相继加以复述,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他举 基督教的例子说:基督教其所以在罗马帝国没有“被消灭净尽,它之所以能够传布并占得优势,乃因多次破坏都只是间接发生的,仅仅持续一个短的时间,其间则隔 有很长的几乎未经阻扰的宣传时隙。由此可见,若谓真理只因为是真理便具有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战优胜,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 操”(密尔《论自由》)。《茹嫣》没有为那“空洞无根的情操”再做一个脚注,它只说,真理不能够住在“恐惧”的“巢”里。

结论:《茹嫣》中的人有思想的,可是茹嫣生活中的社会却只允许人拥有徒有外表的思想,久而久之,人的思想的“巢”也就空了,思想的“小鸟”,因恐惧给惊飞了!

2007-3-26本色文学网–易家网

Syndicated 2007-04-17 00:23:31 from AllThingsGO 万物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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